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专题圆桌讨论会。应邀演讲嘉宾包括加拿大UBC政治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国委员会主任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中心主任庞中英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博士，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绍锋博士。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师生、外国驻华机构代表90余人出席讨论会。研讨会由王勇主持。
圆桌报告会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兴起、动因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影响展开。
肖逸夫指出，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迄今为止吸引了50余国参加，取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远远超出当初设想。亚投行定位准确，专注于亚洲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弥补基础设施投资巨大不足的缺陷。他强调，亚投行代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新方向，将有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进程。二战结束以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种全球治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全球治理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为亚投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增添了动力，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对美国滥用霸权地位的现象表示不满，法国等国长期要求限制美元与美国的影响。法、德等欧洲国家显然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来平衡美国的金融霸权影响。
庞中英指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将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消极被动，都是强国要求中国“开放”国门，现在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中国合作的倡议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主动要求别国开放市场。此外他提出，中国是二战后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的创始国，中国也并不像某些国际舆论批评的那样是一个所谓的“搭便车”国家，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与欧洲国家在亚投行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陈绍锋提出，亚投行的创立将为年轻学子们提供更多为国际机构服务的机会。亚投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即国际机制不应当依赖于国家力量大小决定发言权，而应是各国平等参与的舞台。美国推行“重返亚洲”战略以及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是促进亚投行崛起的重要背景因素。他指出，亚投行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平衡美元的国际影响。
王勇则着重分析了亚投行崛起的动因以及它对地区、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他指出，亚投行的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产物。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同时也面临经济再平衡、转型成绩的压力。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外汇储备增长过大、产能过剩明显等问题，这是推动中国提出亚投行等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的内部动因。在外部动因上，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包括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对国际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亚投行可以说是对这种国际期望的回应。此外，他还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对亚投行的出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亚投行的目标不是要竞争国际影响力，而是要扩大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目前亚洲开发融资这一公共产品明显不足，亚投行将加强开发融资的供应能力，中国与受援国家都将获益。亚投行的出现将创造一种竞争机制，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同时也将促进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在互动环节，与会师生与嘉宾围绕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互动，这些问题包括影响加拿大参加亚投行的国内外因素，中国国际财经决策的过程及相关政治因素，国际开发融资政治化问题，各国利益集团对各国参加亚投行决策的影响，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丝路基金的关系，欧洲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的作用，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问题研究创新的影响等。
王勇在总结讨论时指出，由于各国力量分配更加平衡，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将更加多元化，更加平等民主，中国倡导的互利双赢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模式。与此相适应，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创新也将迎来新的重要机遇，未来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更加开放，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观点将展开更加平等的对话，中国学术界对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贡献有望大幅度提高。
对话开始前，主持人介绍了与会嘉宾最新出版的有关全球治理研究的新作，包括庞中英的《重建世界秩序——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肖逸夫的《亚洲与世界的未来》（中文版）以及王勇等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全球对话》（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A Global Conversation, 与加拿大陈宗翼教授、美国玛格丽特·皮尔逊教授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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