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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民经院《民营经济文摘》(第3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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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2014/9/17 9:39:54

民营经济文摘 第 326 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民营经济文摘 2014年9月第2期 总第326期 总 编:单忠东 主 编:刘 伟 廖 敏 编辑与策划:程湛恒

特别推荐 ................................................................... 2

左晓蕾:国资投资民企应成“国混改”主攻方向 ................................. 2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缺乏长期融资渠道 .................................. 5

宏观动向 ................................................................... 8

程实:经济危机如今正站在“七年之痒”的敏感关口 ............................. 8

叶檀:欧洲经济深陷日式泥潭 全球找不到肥美的替罪羊 ......................... 11

陈东海:欧洲央行这次没再贻误时机 ......................................... 13

民营经济 .................................................................. 16

张维迎:马背上画道道成不了斑马 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 ......................... 16

宣宇: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牛鼻子 ....................................... 20

经营管理 .................................................................. 23

王石: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担当 ........................................... 23

周鸿祎:360与互联网巨头差十倍 ........................................... 25

唐宁:用创新推动创业梦想 ................................................. 28

民营经济文摘 第 326 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特别推荐

左晓蕾:国资投资民企应成“国混改”主攻方向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是双向的,非国有资本“混入”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也可“混入”民企,而且后者更应成为“国混改”的主攻方向。国企或国有资本主动以合适的方式参股或者投资民企,可能是国企改革方式的重要突破,或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战略性的制度创新。国资投资有活力有成长性的民企,只要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出现, 不过多强调参与管理权,更不要控股,将成倍放大国有资本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正能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混改)的方式和路径成了各方讨论和争议的焦点。看部分被安排试点的“国混改”的国企已提出的方案,众多思路都围绕和集中在民企如何“混入”国企。比如,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比例分配,民间资本进入是为国企调节资本金和流动性;民企如不能控股“国混改”就是虚晃一枪,因而,满足和保障非国有资本的收益被视作“国混改”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有的则认为民间资本参与“国混改”会再次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国混改”应该是双向的,非国有资本“混入”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也可“混入”民企,而且后者更应成为“国混改”的主攻方向。“国混民”国企或国有资本主动以合适的方式参股或者投资民企,可能是国企改革方式的重要突破,可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战略性的制度创新。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增值保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表现在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不同属性的资本共同持有同一企业的股份;实现形式主要是交叉持股。这意味着“国混改”不能仅仅是“民混国”的单边改革,“国混民”也该是改革的重要部分。 让部分国企资本以财务投资的身份投入经营好的民营企业中去,将是一个多赢的战略安排。首先,国资投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经营好的民营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进而收到定向支持民营企业增长和发展的效果。其次,最近企业家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国内500强公司中有43家亏损企业,其中42家是国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诸多国企经营效率极差,不但没有达到平均资本回报率,而且还有不小的贬值风险。所以,国资投资经营效率较好的民营企业,可以大大改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效益。再有,上述同一报告还显示,按规模排序,我国500强企业的前37名都是国企,国企规模大、体量大、资产多、规模不断扩张,但效益提升与规模增长并不一致。部分国企因资金过多,为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盲目无效投资,已成了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制造者,造成越大越弱的结果,也对总体经济带来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很严重。国资投资有活力有成长性的民企,只要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出现, 不过多强调参与管理权,更不要控股,就可以在避免国资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将有效地成倍放大国有资本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正能量。更重要的是,低效资本投资高效企业,是市场化的资源优化配置,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突破。当民企与国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市场资源与政策资源的配置将会更为合理,市场竞争环境也将更为公平。 基于这样的目标,“国混改”的过程,理应是突破传统思路,创新改革模式的过程,朝着这个方向认真设计,“国混民”的改革方向就一定能产生各方多赢的效果。如果“国混民”成为“国混改”的主攻方向,这样的混合经济制度有可能让我国成功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全新发展道路。为此,国资委、财政部需要相应地调整对国企的绩效考核,鼓励国企去寻找优秀的民营企业投资。也可以由多个国企成立投资基金,以更专业的方式来寻找并投资经营出色、前景壮阔的民企。只是在具体操作中,特别是在定价上,要特别小心防止因利益输出而滋生新的腐败。

    当然,“民混国”的改革也该同步进行。在垄断行业和领域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实现公共资源包括政策资源在内的公平配置上,让不同所有制的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通过市场竞争,加大其他所有制在这些行业与领域中的份额,倒逼国企改革,提高国企的竞争力,适应市场化规范经营决策机制。例如,在石油行业,可考虑允许在“三桶油”之外成立一家或几家有全部经营资格的民营石油公司;在电讯行业,把4G牌照发给一家或两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在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地区性的小型民营银行的准入,制定规则限制大银行的网点扩张,给提供草根金融服务的民营中小银行、社区银行足够的发展空间。用这样的方式,在所有的行业与领域内,都建立多元所有制共存的“公平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竞争性领域全面梳理国企。凡亏损严重的国企坚决退出,让位于优质的非国有企业。 对利润率较高但又应逐渐退出的国企,除允许非国有产业资本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获取驾驭公司管理的权利外,国有资本还可采取财务投资方式保留一定的股份,参与分红但不参与日常经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防止大股东侵蚀国有资本的利益,可以保留重大战略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份安排。对可以不依靠政府扶持继续经营的国企,可以允许非国有资本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参与,也可以以产业资本的身份参与管理,推动国企更有效率地运作。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即关系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领域仍然以国企为主,但可以允许非国有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和财务投资资本参与但不能控股。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领域,国有资本仍然需要保持大股东的地位,但也可以允许民营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参股。 总之,双向的“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必须掌握几个基本原则,必须有利于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资源的市场化有效配置,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建设,避免变成纯粹的资本运作,演变成一场财务投资的盛宴,带来进一步产业空心化。改革要真正成为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形成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过程,实现改革的目标,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上海证券报》,2014年9月9日)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缺乏长期融资渠道 

    今天跟大家交流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和想法。想法是如何看待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改革和稳增长的一些措施。 中国经济现在基本的问题,一方面是很多经济问题必须改革,毫无疑问;另一方面还必须要稳定住增长。从目前改革态势来看,主要想法是要保证整个体制能够长久的、健康的发展,所以社会、政治的考量放在了短期增长的前面。这个我只是一个观察。与此同时,增长速度又不能下来。 所以现在碰到一个难题: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增长的速度有自然下跌的趋势。怎么办?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增长速度在往下降?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已经开始不足,而新增长点没有及时的跟上。 传统增长点是两个,一个是出口,出口占GDP比重,曾经在2007年高达30%以上,现在已经跌到了20%以下。出口拉动GDP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进出口贸易顺差,曾经占到8.8,现在降到2.5、2.6。绝对量从过去3900亿美元降到现在2000亿美元左右。所以出口这个发动机已经明显的熄火。 第二个是房地产。房地产有它自己的规律,经过20年的发展城市人的基本需求,从各种指标来看,已经阶段性得到满足,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米以上,三口之家平均住房到了90平米,是相当大的住房面积了。 所以房地产、出口这两个大支柱都在逐步熄火。新增长点在哪儿?这是摆在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家、政府和决策者面前重要的一个难题。我自己做过一个分析,我认为短期来看,维系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增长点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见到了,可能还不承认。是什么?我的总结就是民生型的、消费型的、公共型的投资。 民生型投资就是改善生活,投资以后并不是带来生产的提高,并不是生产这一侧增加供给能力,而是直接提升百姓的感受。 公共性投资指的是社会上集中力量,在短期内比较大规模的投资。单靠单个企业家,或者单个公司很难达到。 举一个例子,高铁,高铁首先是消费,高铁建成以后北京-上海,北京-济南、北京-郑州、郑州-广州,交通便利了。所有享受高铁的消费者都是收益的,但是高铁前期投资非常巨大,依赖单个企业的投资很难完成。 再举一个例子,地铁,也是消费类的,地铁缓解了交通堵塞。但是地铁投资量大,单个公司难以想象,不可能完成。所以高铁、地铁、城市的基本建设、抗灾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是直接进入到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投资项目,但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的效益。这一部分投资,我的分析,恐怕是中国的百姓在现阶段,包括未来相当长时间最需要的。 我经常出国,一出国到欧洲、到美国,到他们的城市,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经常想,像我自己,十年前在国外工作和学习,十年前和我在一起读书或者工作的同学、朋友,他们在国外生活,我在北京生活。我们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在哪里?我告诉大家,不在于我们家里电视机的屏幕的尺寸,分辨率、音响的效果,不在于我们手机用的是什么样的,都差不多。国内的,我们的,甚至于比美国的,比欧洲的还好。也不在于我们的汽车拥有量和质量,国内的很多私家车拥有量比国外还高。比如宝马,中国现在是他们第一大利润来源国,宝马在中国卖的汽车主要主打车型是5系,在美国是1系和3系。所以由此看出中国老百姓手中的私人产品,至少城里人总体上讲比发达国家差的并不多。 我们缺的是什么,在家里我们可能进家换拖鞋,跟美国差不多,但是我们出门以后,交通堵塞、刮风下雨担心飞机晚点,担心城市基础设施出问题。这些是公共型的投资项目的缺位。 所以核心意思是说,新的增长点就在我们面前,至少新增长点之一是这个。其他两个新增长点不多说了,私人消费、个人消费。还有,我们的一些主要产业的产能的绿化和升级。比如有色、电解铝、电铜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这产业需要更新,更新成绿色之后空气质量才能逐步提高。产能升级和消费才能逐步提高。 公共消费性投资如何能够释放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缺的是融资。 刚刚一位企业家问为什么中小企业得不到投资?是因为今天大量消费性长期融资就是银行融资的,银行用短期顶多是三年的贷款,高利率贷给这些长期投资项目,30年的投资项目用3年贷款去贷,而且利率还高,而且还不见得给你。我们的贷款利率,民营企业家规定是超过7%,而且还贷不到。我们国家宏观储蓄率是超过50%的经济体,我们每年企业超过50%的产出是拿来储蓄的。而美国经济体储蓄率不到15%,可是它的贷款利率3%、4%。原因是美国有很多供长期投资的金融工具。20年年期、30年期的贷款、债券,我们没有。 所以讲到这儿我的观点可以亮出来了。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层面会出台一些创新的改革的措施,培育一个长期的,10年期、20年期、30年期,利率比较低的债券市场。这个债券市场是拿来给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项目融资的。然后把银行的负担减轻,让银行中短期贷款专门给企业家服务。这盘棋能活的话,不仅民营企业家能获得贷款,长期项目也能比较稳定的获得长期的融资,而不是像今天每过几年就要搞一次再融资。再融资银行就很着急,反复出现钱荒。 所以这件事在我看来是短期需要自上而下需要改革的一个发力点。这个制度创新到位的话,至少有一个新经济增长点将会出现。民营经济也能够比较顺利的融资,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两、三年渡过现在的难关。一旦能渡过今天这点难关的话,我坚信由于中国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发芽,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有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预期还有比较快的增长点,关键就是现在这一两年要咬牙渡过,咬牙渡过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腾讯财经,2014年9月12日)


宏观动向

程实:经济危机如今正站在“七年之痒”的敏感关口 

    七年之痒是道坎,对人生和经济都是如此。金融学博士程实认为,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危机已走过七年,其间一波三折,有过崩溃,有过反弹,有过二次探底,有过超然转机,如今站在七年之痒的敏感关口,几多平淡的渐进复苏又在酝酿着新一次激情四射的危机再起。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短暂的激情,无论是兴奋还是恐惧,终将在长久的平淡中化去戾气;长久的平淡,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总会在短暂的激情中先破后立。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危机已走过七年,其间一波三折,有过崩溃,有过反弹,有过二次探底,有过超然转机,如今站在七年之痒的敏感关口,几多平淡的渐进复苏又在酝酿着新一次激情四射的危机再起。 诸多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正处在风险集中爆发的前夕:第一,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广泛形成的背景下,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第二,在地缘政治动荡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国际油价未见上行;第三,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异常羸弱的增长数据,美国经济第一季度、日本经济第二季度大幅萎缩,欧元区经济第二季度再陷停滞;第四,做空美股的声音和行动不断加强;第五,新“冷战”格局渐有成形之势。 七年之痒是道坎,对人生和经济都是如此。 全球经济能否迈过这轮风险爆发的坎,目前还尚未可知,但至少可以确定,风险爆发总是具有破坏性的,复苏趋势恐将又一次弱于市场预期。 面对七年之痒这道坎,与其为不确定性的未来担忧,不若放平心态,重新审视已然作古的过去,从历史中窃来火种,为未来的前行照亮方向。 回望过去,笔者以为,全球经济之所以在“七年之痒”的时候还会面临新危机的洗礼,要归因于“四种忽视”。 一是忽视了稳定。危机以来,全球政策始终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无论是2009年大衰退中的急速财政刺激,还是2010年伪通胀后的争相上调利率,亦或是2011年二次探底后的大力量化宽松,政策制定者始终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要义。 虽然短期政策效果斐然,但长期来看,经济金融的稳定性丧失了,宏观调控本身甚至变成了经济波动的最大外生冲击。对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增长稳定性比增长力度更重要,稳定的增长才能夯实潜在增长水平不断恢复和提升的基础,狂躁的起起落落只会鼓励不必要的投机行为,给复苏平添波动性风险。 二是忽视了政治。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伴生趋势就是,经济话题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核心关注点,当绝大多数目光都集中在经济指标上时,本因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要素反而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带来了三种结果:其一,各国政策内视性增强,经济利益冲突悄然成为了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其二,经济结构变化和政治结构变化出 现不协调,新兴市场经济崛起并未带来相对等的政治影响力提升;其三,地缘政治风险在忽视中加速积聚。 这三种结果正将全球带进一个冲突加剧的博弈年代,而一旦政治风险取代经济风险成为核心风险,风险爆发将更容易失控,因为政治协调远比经济协调要困难。 三是忽视了等价交换。付出未必有回报,但回报必然意味着付出,或远或近。2007年以来,全球经历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凭借着连续的政策发力,全球经济避免了大萧条式的崩盘。 应该说,复苏是一种回报,但全球经济也需为这种回报付出代价,而代价就是政策“消化期”的到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需要消化的,是刺激性政策已到瓶颈之后,经济复苏无力可借的虚弱感;对于新兴市场而言,需要消化的,是并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带来的各种金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信贷风险和资本大进大出风险等。四是忽视了底线。经济发展的底线,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短期经济金融的非理性繁荣。暴风骤雨般的危机让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体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一底线,进而带来了各种风险。 首先,宏微观层面的短视倾向十分普遍,人们过度聚焦于短期,预期反而呈现出常态性偏离现实的异动特征,经济行为失慎的可能性 加大;其次,全要素生产力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危机对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伤害未能得到有力修复;此外,资产市场恢复得比实体经济更快,经济金融脱节风险 以新的方式重新生成;最后,以邻为壑的短期功用被非理性放大,全球化退潮悄然成为趋势。 应该说,这些风险都为危机的反复和再反复埋下了伏笔。 总之,现在看来,危机反复的七年之痒似乎已经难以避免,只有正视 “四种忽视”,反思非理性的政策取向和市场偏好,这个七年之痒才算没有白白经历。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和讯网,2014年9月11日)


叶檀:欧洲经济深陷日式泥潭

    全球找不到肥美的替罪羊 欧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k线图,展示了欧洲经济处于腥风血雨之中。 英国经济疲软,从月k线看,2008年8月英镑兑美元从高台跳水后,从此一蹶不振,从2:1左右下挫至9月8日晚上9点的1.6147:1,触及去年11月以来新低。 雪上加霜的是,苏格兰将于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投资者已经在测算苏格兰离开之后,英国将失去32%的土地,减少8%的人口,人口密度将由263人/平方公里上升至355人/平方公里;苏格兰还是欧洲绿色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该地区提供了欧洲四分之一的风电及潮汐电力,这些能源将不再属于英国,同样离开的还有北海油田。英国还将失去苏格兰90亿英镑规模的旅游业、43亿英镑的威士忌产业。英国如何从帝国过渡到现代国家管理制度,是否会重新回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各自为政的时代?这不仅对于英格兰,对于全球都是大事。 欧元区自顾不暇。9月8日,研究机构Sentix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欧元区投资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下滑,降至-9.8,为2013年7月以来最低,显示欧元区经济将会再度陷入衰退。虽然欧洲央行在9月4日将利率降至创纪录新低,计划向疲弱的欧元区经济注入资金,但这些举措无法抵挡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冲击。一向恐惧通货膨胀的德国央行只能同意欧洲央行的刺激政策。 德国经济显示出强韧的抗冲击力,7月份,德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22亿欧元,出口增长4.7%至982亿欧元,为2012年5月以来最高升幅,远超过增加0.5%的预测。进口下滑1.8%,也远超市场下滑0.1%的预测。由于乌克兰危机,2014年上半年德国对俄罗斯出口锐减15.5%,现在德国逐渐渡过了难关。 但德国无法帮助陷入泥潭中的其他欧元区国家,通过货币刺激,从国债收益率来看,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略有消退,但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异常脆弱,欧元区8月制造业PMI初值降至50.8,为2013年7月以来最低,差于预期值51.3,7月终值为51.8。Markit报告显示,欧元区企业连续第29个月削减价格,8月综合产出物价指数自49.0降至48.9,与此同时,失业率也未好转,就业分项指数从49.9降至9个月低点49.1。货币政策不断加码,失业率高工资难升物价不涨,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与近20年的日本经济如出一辙。 欧元区经济无法支撑高价欧元。从欧元兑美元走势看,2008年处于1.6欧元兑1美元左右的高位,不断震荡,但区间越来越狭窄,阶段最高点越来越低,说明欧元走势总体而言较美元疲软,9月8日晚9点,下挫至1.2940左右。欧元区无法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无法让惯享红利的国民回到辛苦干活的前现代阶段,当然也就无法消除欧元区内18个国家明显的经济差距。 相信货币刺激的学者赢得非常惨淡,随着巨量货币注入,欧元区债务危机似乎烟消云散。9月4日,随着欧洲央行大规模降息一声令下,指标再融资利率至0.0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0%,同时公布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和担保债券的新计划,次日,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公债收益率触及历史低位,10年期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公债收益率回落9-11个基点,分别触及2.05%,2.26%和1.643%的历史低位,与2011年欧债危机时动辄15%、20%的债券收益率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随着货币注水,英国等国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 注水能解救债务危机,却不能改善实体经济,本质上是转嫁危机、与邻为壑。这一次危机各国无法找到转嫁对象,日本泥潭深陷,中国转型艰难,全球找不到一只现成的肥美替罪羊,各国只好各自注水,除了美国形势略好,其他国家泥菩萨过江。高盛称日本最近好转的经济数据是“货币幻觉”,刨去通胀后,日本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不少,与日本央行希望拉动消费的愿望背道而驰。 货币幻觉也好,流动性陷阱也好,说的是货币政策的边界,一旦越过边界,货币政策难以起到复苏经济的作用。各国不断为市场注水,不过是吸毒上瘾欲罢不能,以免经济立即坍塌。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每日经济新闻,2014年9月10日)


陈东海:欧洲央行这次没再贻误时机 

    欧洲央行在9月4日例行的利率会议出人意料地决定降息,将基准利率从0.15%下调至0.05%,银行隔夜存款利率从-0.1%下调至-0.2%,银行隔夜贷款利率从 0.40%下调至0.30%。德拉吉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购买以欧元计价资产担保债券以及资产支持债券 (ABS)。 也许世人对欧洲央行的保守、迟缓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估计这次还会按兵不动,以致降息消息一出,欧元和英镑大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的股市大涨。其实,这次欧洲央行做得非常对。虽然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早在2011年就开始见顶回落形成下滑的趋势,在去年9月,欧元区的CPI同比已经滑进1.0%以下,最近公布的今年8月欧元区CPI年同比已经下降到0.30%。但是,欧洲央行除了6月的例行会议上做出相应决策外,其余几次例行会议上基本都按兵不动,原因主要是德国央行的保守态度,而德国央行对于欧洲央行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6月的例行会议上,欧洲央行决定将商业银行在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历史性地下调到-0.10%,同时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第一是计划在9月和12月连续向银行提供新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初步规模为4,000亿欧元。第二是停止证券市场计划(SMP)购债冲销操作。第三是考虑买进单纯和透明的有资产担保证券(ABS)。 但是,直到9月议息会议之前,市场上对于欧洲央行是否会继续推出宽松政策的看法仍然有分歧。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央行会继续受到德国央行之前保守态度的影响,本次即使采取一些行动,着力点也可能依然放在利率上。因为目前欧洲央行还可进一步调低短期利率,包括0.15%的主要再融资利率,0.4%的边际贷款利率及-0.1%的存款利率。但是,只在利率问题上着力,成效值得怀疑。6月会议至今已3个月过去了,欧元区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上都仍在继续恶化。所以,欧洲央行在本次会议上,推出购买ABS证券等QE的措施,是比较适宜的。若再推迟,在经济指标进一步恶化后,即使再采取QE措施,可能都为时已经晚。

    及时采取QE措施,首先当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欧元区今年二季度GDP季率环比零增长,陷入了停滞。除了CPI快速滑进了通缩区间以外,采购经理人指数(PMI)、ZEW经济指数或其他各类经济景气指数也都全面处于下滑趋势之中。就连一直充当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比如CPI已连续两个月位于1.0%的下方,而第二季度季调后GDP初值季率意外萎缩0.2%,为2012年以来首次,市场则预期持平,由增长0.8%下修至增长0.7%。德国比较重要的IFO商业景气指数也加快了下滑趋势。在此情形下,如果欧洲央行实施QE措施,德国已难以再强烈反对了。更何况,德国最担忧的是对实施QE政策会导致严重通胀,而在当今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且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物流空前便捷、生产产能极度过剩的情形下,通常不可能再发生严重的大面积的通胀。暴发90年前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严重通货膨胀情形的概率极微。 另外,欧元区采取QE政策,还有两个不算失败的先例可供参考。第一个,当然是美国的QE政策。金融危机暴发后,美联储从2009年3月开始实施QE政策,可能到下月彻底结束,前后总共实施了三轮半。美国实施QE时,大家最担心的是导致通胀局面,但是最终这一风险没有出现。虽然持续5年多的QE政策并未能促进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但确实稳住了金融形势,美国金融和经济得以喘息,失业率也随之步步下降。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在安倍内阁和日本央行于去年4月正式地推行大规模的QE措施后,日本经济总体上开始有了些许亮色,CPI年率从2013年6月起转负为正,此后节节上升,去年9月进入1.0%以上区间,在今年4月突然加速进入3.0%以上区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2日发布的数据,7月一般雇员的总月均工资同比增长2.6%,为1997年以来最大月度涨幅,这也是日本连续5个月工资上涨。安倍的QE等措施,虽然不能让日本经济走上康庄大道,但日本在渐渐远离困扰其国运20多年的通货紧缩则确凿无疑。 对于欧洲来说,除了经济下行、通货紧缩的威胁,还有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尤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剑拔弩张,若久拖不决,势必极大冲击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造成巨大震荡。欧元区在此风险到达不可控制之前依然推进QE,或能有助于稳固脆弱的欧洲经济局势。 现在欧洲央行出手了,那必然对于全球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美国与欧元区诸国的国债收益率之差会越来越大,资金可能进入欧元区的债市或股市,同时欧元或成为新的融资货币,也会促使欧元区的金融市场活跃。当然,欧洲央行真要想让QE措施有效发挥作用,还需下定决心促进经济的结构化改革,防止QE放出来的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储存或只在金融市场上暴炒证券。 (作者系东航国际金融公司分析师,《上海证券报》,2014年9月9日)


民营经济

张维迎:马背上画道道成不了斑马

    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 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职业追求是仕途的升迁,而不是长期在企业工作。他们或许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润以作为自己升迁的政治资本,但绝没有追求基业长青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所有制不重要的观点是错的 一种观点认为,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公司治理结构;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能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 公司治理结构是私有制基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有关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处理权利和责任的行为准则,它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国有企业是政府强力施加的一种制度,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国有企业改革通常从模仿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开始,也就是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始,在中国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一种观点认为,私有制企业已发展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的日常决策由职业经理人负责,股东并不介入企业的日常运营,说明所有权不重要了。既然私有企业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解决代理人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代理人问题呢?因此,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公司治理结构;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这种观点实际上主导了2003年后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国资委自成立以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据说,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能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 官员选不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人 国家如同任何一个组织一样,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决策能力。国家的决策必须由活生生的人来行使。具体来说,只能由代表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行使。他们不可能有好的积极性选择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领导人,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领导人。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企业。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企业,是因为人口中有一些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这些人比普通人对盈利机会更敏感,更富有想象力,对未来的判断更准确,做事更果断,他们也更具有创新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因此,由这些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比让每个人自己做类似的决策更有效率。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企业不是由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领导会是什么结果? 说到底,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使得企业能更有效地创造价值,这些价值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收入来源,也是消费者幸福的源泉。公司治理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选拔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领导企业;二是激励和监督企业领导人更好地创造价值。在私有企业中,这两个功能主要是由“股东”承担的。尽管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选择和监督企业领导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有积极性做好这两件事的(至少大股东如此),因为如果企业领导人不具有企业家素质或没有积极性创造价值,股东将是遭受损失的第一人。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诸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股票期权、业绩奖金、股票交易、公司并购、诚信义务等等这些东西,本质是都是为了这两个目的。尽管实际生活中,有些小股东搭便车逃避监督责任,有些大股东也意气用事,企业领导人也会以权谋私或偷懒,但私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有效,否则,在没有强权的情况下,有哪个理性人会投资企业?公司制度何以能持续存在?国有企业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吗?不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不是个人。国家如同任何一个组织一样,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决策能力。国家的决策必须由活生生的人来行使。具体来说,只能由代表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行使。这些政治家和官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权力和责任更不对称。在选拔和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时,他们可以有私有企业股东的权利,但他们不可能承担私有企业股东的责任,因为他们并不会因为企业亏损而遭受个人财产损失,也不会因为企业盈利而增加自己的合法收入,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算作是“虚拟股东”。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可能有好的积极性选择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领导人,他们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领导人。 国企领导人的选择基于个人关系和政治上的效忠 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职业追求是仕途的升迁,而不是长期在企业工作。他们或许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润以作为自己升迁的政治资本,但绝没有追求基业长青和技术创新的动力。 中国的实践与我们的理论预测完全一致。国有企业领导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关系和政治上的效忠,而不是企业家素质和业绩。在位企业领导人的职位安全性也与企业真实业绩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保持自己职位的最好方式是把企业维持在不死不活的状态,因为企业盈利太好会吸引有特殊关系的竞争对手抢占自己的职位。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职业追求是仕途的升迁,而不是长期在企业工作。他们或许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润以作为自己升迁的政治资本,但绝没有追求基业长青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事实上,就我的观察,很少有国有企业领导人会考虑企业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三年以后他的位子很可能属于别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会竭泽而渔,为短期利润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尽管有些国有企业表现出很好的账面盈利,但这种利润通常是特权所产生的会计利润而不是企业家精神创造的经济利润。 如前所述,自2003年成立后,各级国资委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任务,他们为此发了无数的文件,召开了无数的会议,举办了无数的培训班。形式看,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专门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等);有外部独立董事(甚至由外籍人士担任),董事还都参加了强制的任职资格培训;董事会也基本能定期开董事会(一般是每季度一次)。但实际情况怎样呢?按照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和总经理(或CEO)由董事会任命,但事实上他们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的,公司副职一般也是由国资委任命的,董事会根本无权过问。许多担任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外部董事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从报纸上得知自己所任职公司的领导人的任免消息的。薪酬委员会可以讨论薪酬问题,但并没有决策权。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工资上限是政府规定的,公司副职的薪酬一般不能高于正职,所以经常出现管理班子十几人拿相同工资的情况。更为可笑的是,由于一些中层管理人员要从市场上招聘,他们的工资高于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形成所谓的“工资倒挂”。这能是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由于竞争和激励的需要,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大大高于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结果是,董事职位变成了官员退休前的福利,一些在仕途上没有进一步升迁希望的官员在退休之前被安插在国有企业董事会。他们乐意接受这种安排的唯一原因是可以拿高工资。 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 假使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国有企业在所有方面可以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运行,民营化不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吗?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呢? 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国有企业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一些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代替所有制改革的学者喜欢用新加坡国有企业的例子说事,他们忽略了人口规模和国有企业数量的重要性。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由一个人组成,私有和国有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一个国家只能少数几个国有企业,他们的治理也许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中国有十三亿人,中国政府是十三亿人的政府,中国的国有企业数以万计,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绝不是新加坡国有企业的问题。退一步讲,假使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国有企业在所有方面可以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运行,民营化不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吗?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呢? (作者系经济学家,和讯网,2014年9月9日)


宣宇: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牛鼻子 

    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是源于“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定力,主动作为,在区间调控下实施定向调控,不搞“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大力调结构,着力惠民生,充分下好“改革”和“调整”两手棋。 对于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总理强调,要继续通过简政放权“先手棋”和制度建设 “连环炮”,把“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和“民生新福祉”,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用好创新这把 “金钥匙”,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条件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总理致辞充分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源动能和路径,明确回答了外界普遍关注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疑虑,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壮丽图景。 总理提供了的几组重要数据。1-8月城镇新增就业970多万人,与去年同期增加10多万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情况下,就业不降反增;1-8月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800多万户,其中3-8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61%,出现“井喷式”增长,带动了超千万人就业;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碳排放强度下降5%左右,为多年来降幅最大,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压力只增不减。 这组数据从不同侧面充分反映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创新调控框架的本质内涵。一方面通过持续简政放权加上“定向减税”、“定向降准”等财税金融措施,给中小企业“松绑”和“解渴”,有力地支持了服务业、“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新兴业态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就业“推进器”和“容纳器”的作用,同时也拉低了经济下行区间底线;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压减过剩产能 (尤其淘汰落后产能)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齐头并进,“有保有压”并行不悖,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投资和生产增速明显放慢。 就业是政府决策的先行宏观指标,在创新宏观框架中,就业更是短期“投资拉动”稳增长的力度强弱的决定指标。在就业良好的情况下,依靠投资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大为降低,而有更多空间和动力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培育经济内生力量“稳增长”(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性)。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增就业岗位主要吸纳器的中小微企业在新一届中央政府调控框架中担负着基础作用,具有承担就业、创新的主导功能,同时只有优先解决好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有可能创造“有保有压”的空间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微企业已是中国经济的牛鼻子。 “改革创新”是李克强总理致辞贯穿始终的主题。总理指出,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依然蕴藏在体制改革之中”。改革和创新,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创造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我发展的精神在群众中蔚然成风”。 新一届中央政府自成立以来,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今年又开始推行商事制度等改革,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同时出台一系列中小微企业支持措施,极大调动了全社会创业热情。正如总理所指出的,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 “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解除对个体、对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自然禀赋”,从而换代升级经济发展“发动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上述逻辑下,可以预见,未来政府将通过“自我革命”式的努力,厘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当好市场秩序“裁判员”和改革创新“守护者”,建立和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创造动力;同时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的差别化政策(及定向调控、结构调整政策),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促进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在城镇化、区域均衡和节能减排协同推进中实现中国经济从传统粗放式增长路径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驱动的结构性、创新性和战略性调整。中小微企

业因其现实的特殊任务(吸纳就业以促中国转型调整)和未来创新责任 (任何伟大的企业都是从中小微企业孵化出的),将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并由此孕育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作者系财达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每日经济新闻,2014年9月12日)


经营管理

王石: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担当 

    我们改革开放35年时间了,企业到今天也应该有担当了。万科也开始国际化了,进入美国,在美国进行投资,其中我们有三个理由,首先我们随同客户过去,因为万科现在有很多客户开始到海外去置业,其中置业之一就是买房子,而我们本身就是开发房地产的。我说为什么他们出去到国外买房子?是什么理由呢?我个人认为有几个:一是为了子女,为了小孩上学买房子;二是投资的置业配置,现在国内限购,不允许你买,那就到国外去买;三是准备拔腿跑的。我是不准备移民,所以我没有在国外买房子的冲动。但是我也想说拔腿跑的,当然这是一种选择,企业家为什么要拔腿跑呢? 因为感到生命不安全、财产不安全,所以我想他是感到不安全而走的。但是我们企业家是什么呢?我们企业家就是要承担风险的,包括社会变动的风险。改革开放35年了,我们如果不承担风险,如果我们不来担当,你让谁来担当呢?说政治家担当,那是政治家的担当,我们企业家应该有企业家的担当。 在这里,我不妨来说一下我们最起码担当的责任,未来怎么做,一个企业家非常明确,首先要解决就业,给消费者提供产品,要给国家交税。我把万科这三年向国家交税的情况向父老乡亲汇报一下,跟我们的同仁交流一下。2011年、2012年在民营企业五百强当中,万科交税仅次于华为,排名第二。2013年万科在民营企业排名五百强第十位,我们交税从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去年我们交税258亿元。希望你们给我一点掌声,但是看到掌声不是很热烈。我觉得我回到了河南,向父老乡亲说这个事是我最得意的,在民营企业当中,万科去年交税排第一。 既然讲到担当,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我很尊重的一位企业家,他的名字叫褚时建。由于时间的问题不能展开,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都关注的是褚时建曾经的烟厂辉煌和他之后再重新创业,创了一个褚橙。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仅仅看他烟厂的创业和75岁的年龄,10年创业的褚橙的故事,不能对这个人进行一个完整的判断。

    50年代在他被摘帽之前,他做的纸厂也好,糖厂也好,按照当时整个云南同行的水平,他已经达到了最好,质量好、效益好。他能做到今天不是偶然的,他体现的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让人感慨万千。 如果我们说中国没有企业家精神也不对,为什么呢?褚时建先生的履历和经历,他没有出过省,甚至他没有出过玉溪这样一个地区。就这样一个云南玉溪本土的一个人,刚才说的四个厂都是在玉溪,他做成了国际级的企业,被国际上叹为观止的企业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和国外比,和硅谷比,我们确实要回来向我们自己学习。 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叫做“深潜”,就是要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深入不要紧,结果发现深入不下去,就是你想了解人家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弄清楚你是怎么回事,你从哪儿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你了解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我还没有了解就不喜欢,为什么?五四之后我们一直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确实要来反思一下,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我们传统上的东西,我们不是全盘接受。我们如果把传统的割断了就无法往前走,这就是我想说的放下和责任的故事。 (本文节选自王石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4夏季高峰会上的发言, 2014年9月3日)


周鸿祎:360与互联网巨头差十倍 

    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因为在激烈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只有有自知之明,我们才能制定出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策略 世界上最缺的是看得远的人,是干实事的人,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评论家。现在互联网里面就有不少评论家,说360在移动互联网上落后了,因为360没有像BAT一样大举进军O2O,进军互联网金融,也没有像他们一样一掷千金大规模收购。有的甚至写文章说,周鸿祎老了。 不管这些文章出自什么目的,但我在这里需要提醒360的诸位同事,我们不要像这些评论家一样,盲目地把360看成一个互联网巨头。从时间上讲,我们的历史比人家短一半,我们做了八年,他们已经做了16年。从体量上讲,阿里和腾讯都是市值过千亿美元的公司,是我们的十倍以上。从收入来讲,我们与互联网巨头也差着十倍。 所以,虽然外界和投资者对我们的未来看好,希望我们能成为跟BAT一样规模的公司,但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因为在激烈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只有有自知之明,我们才能制定出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策略。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要去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有这样的核心竞争力吗?第二,我们有这样的体量、有这样的资源吗?第三,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吗? 360的核心竞争力是安全 什么是核心竞争力?举个例子,腾讯做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它在搜索、电商和安全上都不成功。做电商不行,做搜索不行,做安全不行,但是腾讯在即时通信、SNS在全球都做得最大、最强,因为这是腾讯的基因。所以,我们干任何事,都要想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不是自己的基因。

    如果我是海里的一条鲨鱼,那我就应该把这个鲨鱼做得最好,不一定非要羡慕陆地上的狮子。如果鲨鱼非要到陆地上跟狮子拼一下,那鲨鱼肯定就要完蛋。 那360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安全。在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时候,安全作为大数据的基础设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1.0阶段,标志是接入设备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1.0阶段,大家已经看到安全的重要性。两大巨头为了支付打架,一个巨头推动制造舆论说另一巨头的支付不安全。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黑色产业,你换手机的时候,把旧手机恢复到出厂默认,甚至把手机格式化了,以为把资料删除干净了。 但这些不法分子可以把你丢弃的旧手机里所有的短信、通信录、APP,甚至你的浏览记录、照片都恢复出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会成为非常个人化的设备,每个人的隐私会与手机紧密相关。在1.0的时代,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下一代的移动互联网,即2.0时代,互联网设备不仅是手机,也不再是电脑和平板,而是无处不在,任何设备,随时随地地联网,前提条件是它们会把你产生的数据传到云端,这就面临着数据安全的问题。谁敢说在未来,黑客不会通过控制云端来控制你的设备? 谁敢说黑客不会通过软件漏洞来控制你的自动驾驶汽车?所以,网络和现实的界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随着可穿戴设备、智能硬件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含糊。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前一段时间,中国一家著名的大型企业的系统被外国政府机构入侵,CEO的电子邮件都被暗中监控。未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主要以网络战的形式存在,全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可能会发展到使用入侵网络的方式获取商业情报。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安全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一个叫Target的大零售商,服务器被攻破,导致很多用户信用卡资料泄漏。 中国的电商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更多,数据传输、存储没有统一的安全规范,甚至记录了不该记录的消费者信用卡信息。你会发现,这还是被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企业被黑客入侵了,自己还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不敢对外声张。 我前段时间“闭关”思考,结论就是我们要把安全这件事,做得更深、更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擅长的安全做到极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仅要解决消费者的安全问题,还要解决企业的安全问题。

    专注未来,不断创新 我们不追逐最热门的东西,因为中国互联网从来不缺热点,每年都有在风头浪尖上的弄潮儿。比如前一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喧嚣了一阵子,大家都在卖基金。但我们没有跟进,因为我觉得那个无非是利用流量挣点钱,但是能给360的核心竞争力带来什么好处吗?我没看到。 很多人说360跟其他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是的,因为360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决定着360要成为什么样的企业。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都可以叫做企业帝国,所谓帝国梦想就是希望做成全产品、全系列、全业务,说白了,就是多元化。中国互联网就这么多用户,空间就这么大,每个企业都追求全产业链,于是冲突越来越多,火拼越来越激烈。 互联网巨头的购并,在资金规模上已经赶上硅谷,但是你会发现,除了追求全产业链,它们更多地是对已有的、业已被证明的商业模式的收购,是一个站在现在看过去的思路。它们评估这些项目,更多的是看这些项目已经有什么样的地盘。我觉得,360要想做的事情,跟它们有点不太一样。我希望能多做一些属于未来的事。 我认为,在任何社会的产业形态中,都是有分工的,不应该是由一家企业全包揽。而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保持做到No.1,做到最好。第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能够不断地去做出一些创新的东西,甚至是一些看起来不一定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很好玩、很酷的东西。 简单地说,安全是互联网时代每个人、每个企业都需要的,那360要把安全问题真正解决好,要克制住很多诱惑,很多热闹的事不要跟着插一杠子,不要做到四处出击,那样什么都收获不到。 有人怀疑说,在大数据时代追究极致的安全,360到底能创造多大的商业价值?这样的话以前也有人说过。360查杀流氓软件,被同行打得抬不起头来;360做免费杀毒,被别人天天说是骗局,必将失败。360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是因为给用户解决了问题,创造了用户价值。 先有用户价值,才有商业价值。今天360百亿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巨大的用户价值基础上,大数据时代的安全能创造多大的商业价值?我相信它只会更多。 (作者系360公司董事长,凤凰网,2014年9月3日)


唐宁:用创新推动创业梦想 

    宜信过去几年的高速成长推动了中国P2P行业高速发展。探究其高速成长的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P2P满足了中国实体经济神经末梢的旺盛需求。 在实践中,宜信通过积极的服务模式创新,不但服务了中国广大长期未被传统金融有效覆盖的广大高成长性人群,更支持了广大城乡兼职创业者的创业梦想。 中国是普惠金融的沃土 美国最大的P2P公司是Lending Club,但是宜信是Lending Club的两倍多,宜信已是世界上最大的P2P机构。 P2P的发展不仅使理财者的理财需求得到释放,也使得借款人端更大的需求得以释放。而借款人通常是最需要小额、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的高成长性人群,也就是普惠金融所要覆盖的人群。 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其金融服务的覆盖可以说是很好的,但即便如此,美国仍旧有很多的小企业没有被传统金融有效覆盖到。 较之美国,中国普惠金融的覆盖则差得更远。中国有将近六千万小微企业主、更多兼职创业的工薪阶层,还有农村几亿贫困农户和经济上活跃的农户,他们的金融需求几乎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没有什么实物资产,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靠传统的抵押担保的方式,解决不了他们小额资金获取的问题。 经过8年的发展,如今宜信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中国150多个城市、五十多个农村地区了。一定程度上,为这些高成长性人群获得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提供了可能。 回想当年“四万亿”,同样的资金如果能够以小额信贷等方式,支持到高成长性人群和创业人群手中去发展生产,会不会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发挥更为长远的作用?而坏账率会不会更低?投资回报会不会更高?可惜那时互联网金融尚未“生根发芽”,我们这样的P2P机构也刚起步,尚不足以在那时推动中国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 如果这样思考的话,我们觉得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确实时不我待。

    农村金融和公益金融的创新服务 事实上,在我们的思路中,农村金融服务一直是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行业服务的一个重点。我们初步把中国广大农村的客户分为经济上活跃的农户和贫困农户。 在普惠金融领域,为了推动农村经济上活跃农户的发展,我们近年来开发了小微金融租赁的模式。一改传统金融租赁服务于大型机械设备的模式,我们的小微金融租赁针对中国农村10万、20万的需求,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提供资金供他们购买烘干塔、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农用机械设备。 小微金融租赁同样是我们顺延客户需求所发展出的创新金融模式。现在农村谈自动化、现代化、集约化,但农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怎么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的小微金融租赁服务的推出,就很好的满足了他们这种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此外,针对农村的贫困农户,我们又采用了怎样的服务呢? 国际上很著名的公益性助农平台——KIVA,这是一个很有名、很有特色的P2P平台。它把美国爱心人士的25美元和非洲那些贫困国家妇女的微小项目对接。针对他们种植养殖项目、流通项目、服务项目,提供服务。这是一种公益金融的P2P,其取费和利息均非常低。 我们宜信在中国也推出了与KIVA非常类似的宜农贷互联网金融P2P平台,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汇集了十二万爱心人士的爱心,帮助了中国贫困农村一万多名妇女,通过九千多万元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获得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的支持,客观上通过P2P的模式满足了她们发展生产的创业需求。 未来,我们还将把诸如养殖险、旱涝险这样的保险服务推荐给中国广大农村的客户,使得他们得以享受更完善的金融服务。而这样的创新,八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 创新应以监管为底线前提 回首八年发展,如今P2P及互联网金融这种创新终于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但现在看来甚至有点太火了。 市场是有灵魂的,也是有生命的。我认为市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市场也会自发的清除一些害群之马,于是也出现了P2P“跑路”和经营无以为继等情况。从出现问题来看,隐性门槛一直都是存在的,而这种隐性门槛的存在,可能发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效果。 经过多年发展,投资人获得的投资经验丰富了起来,学会了甄别的技巧。行业中的一些咨询机构、服务机构也都逐渐壮大起来,也能够提供很多好的投资者建议。所以整体上我感觉无论是市场之“手”,还有监管之“手”,大家一起会让这个行业分清良莠。 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行业的那些最佳实践固化下来,支持、鼓励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现有的运作正规、历史较长、被市场验证了的模式、机构应该是监管支持的对象。但例如一些运营不“善”的机构,特别是一些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种非法集资、欺诈等方式的机构,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肯定就会更难有生存的可能。 这个行业有一定的门槛,也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数据缺失、信用环境较为落后的一个背景之下做P2P,就势必要求有基本风控的流程、体系、人才、团队。 要认真建设团队和流程规则的话,这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低成本的事情。既然要有成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门槛要求是非常合理的,达不到这样基本要求的机构是不能从事相关业务的,这完全跟阻碍创新等看法没有关系。 互联网是金融服务创新的“好地方” 在我们宜信的普惠金融服务中,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其实在P2P方面,互联网金融跟普惠金融应该有非常强的吻合,普惠就要讲覆盖和可获得性,互联网是一个很好覆盖的方式。通过我们的APP应用,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或者联网的电脑,我们远在偏远地区的客户,就能享受到我们提供的很多服务。 当然,即使是互联网,仍有广大的地域、广大的人群尚未覆盖,所以就要线上线下相结合。比如出借人、城市爱心人士通常是互联网上的,而借款人则是农村的贫困农户,这样一种O2O模式的对接,等于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最终能去打开信用价值的释放之门。

    在P2P的另外一端,宜信的财富管理业务也是非常的领先,宜信财富给了理财者提供多种产品、多种服务,其实是为了解决他们这种资产配置、财务规划的需求,我们认为这是他们正当且最为重要的需要。这也是宜信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所作的一个贡献。

(作者系宜信集团CEO,和讯网,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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